朱九江先生传略

来源:转载 发布时间:2014年03月12日 转发至:

   

        朱次琦,字稚圭,广东南海九江乡人,世称“九江先生”。朱次琦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。不久就辞官归故里。回到九江后,立书院讲学达二十余年,简竹居、康有为就是他的高足。他一生博学,治学严谨,主张“读书务大义,励志圣贤,由体达学”,他对学生非常严格,常对其学生说:“处子耿介,守身如玉,谷暗兰薰,芳菲自远。”闻者都非常感佩。广东学海堂曾聘他为学长,他没有答应。但学海堂仍虚位以待,并为他刻印著作。
  朱次琦生平著述丰富,对文史很有研究。重要著作《国朝名臣言行录》、《国朝逸民传》、《性学源流》、《宋辽金元明五史征实录》等,诗集有《是汝师斋遗诗》一卷。可惜这些著作在晚年被焚,流传下来的是他的学生简竹居为老师编撰的《朱九江先生年谱》,辑《朱九江先生集》十卷。并著有《朱九江先生讲学记》。
  朱九江的四种人生角色
  从政 喜欢微服私访的七品“大青天”
  清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,朱次琦第二次参加会试,得中进士,两年后,他被朝廷派往山西。他在山西为官7年,曾任襄陵知县等职。
  在襄陵河东地方的传统习俗中,认为狼是神物,不能击杀,否则会受到报复,于是恶狼越来越多,因此为患。朱次琦以重金招募猎户杀狼,但竟然一只也没捉到。朱次琦冒着严寒,亲自到当地人因狼患而拜祭的西山神祠发布檄文,规定神灵在10日之内要铲除狼患。朱次琦的行动,消除了当地人的顾虑,击杀了大批恶狼,为祸多年的狼患终于被消除了。
  朱次琦改革县官办案制度,废除不必要的礼仪,如果百姓有什么事情要办理,随时可以在门口击鼓,不论早上还是晚上,朱次琦一听到鼓声就开始坐堂处理民事。他还选用熟习当地方言的仆役,使不识字不会写诉状的百姓也能够有机会来告状。朱次琦还经常深入民间,出行巡视,微服私访,不设仪仗,只带两个小随从,一个老仆人,他们随身带着笔札和衣粮,尽量不去烦扰老百姓。朱次琦平易近人,和蔼可亲,百姓们不分老幼,与他亲如一家。有时候,朱次琦在半路上碰到投诉者,就向人家借来一张木椅,坐在道路旁细听申诉,然后酌情处理。
  朱次琦担任县令的襄陵县,土地肥沃,有“金襄陵”之称,以往的知县大多索取无度,仅仅以庆寿为名,就可以收取一千两黄金。但朱次琦不但自己不收谢礼,而且还严禁下属收受贿赂。他的生活非常简单,每天只吃一些青菜和一小片肉。
  为官7年,朱次琦不惧权贵,为民请命,清正廉明,两袖清风。他南归广东时,因盘缠不够,在江西典当了皮衣才能够越过南岭。在襄陵当县官的190天内,朱次琦因为耿直而得罪了权贵,不得不离任而去时,全县父老联名投书当局,请求留任朱次琦。朱次琦离去的当天,襄陵县的老百姓都走出家门,拦住他的马头苦苦挽留,从县城到郡城不过30里,却走了两昼夜。朱次琦离去后,县中的百姓把他列入祠堂,并刻石像于县学的“教一亭”,以此来寄托对朱次琦的怀念。
  立言 愤怒出诗人
  朱次琦21岁那年,有感于新疆的江格尔在南疆进行叛乱活动,曾写了一首诗:“敢从烽为戏,须明国有权,整疆光旧物,不疑勒燕然”,谴责了分裂国家主权的行为。在鸦片战争期间,他写下了“卖国通番贼,天津起祸胎,远近炮如雷,江海含冤气,烽烟逐劫灰,楼船诸将帅,何日得生回。”他以诗寄情,关切百姓和军士的命运。
  光绪元年(1875年),英国军官柏郎率领的武装“探路队”约200人,由缅甸入侵云南,英国驻北京使馆派马嘉理前去迎接,并带队入云南。当地人民愤起反抗侵略,并击毙行凶杀人的马嘉理,英军被迫退回缅甸,这就是所谓的“马嘉理案”。次年,清政府派李鸿章与英国订立《烟台条约》。
  朱次琦对此事十分愤慨,他在一封书信中怒斥了卖国行为,流露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。朱次琦在年纪老迈、疾病缠身之时,还表示:国家“不幸有事,吾当力疾而起,亲阅海疆,参划防守,以此老病之身为国效命耳”(《南海县续志》卷十四·列传)。

  讲学 带出一个康有为足矣
  朱九江三十三岁时,与伯兄弟一同参加秋季乡试,时人称之为:“南海明珠,同时入贡矣。”可见先生的才学人品,学高人之师,身正人之范,这是他从教的资本。
  朱次琦回到九江后,立书院讲学,一生从事教学活动,他治学严谨,教学严格。在长期教学生涯中为广东培养出不少人才,简竹居、康有为等就是他的高足。广东学海堂曾聘他为学长,他没有答应。但学海堂仍虚位以待,并为他刻印著作。
  朱次琦诲人不倦,培养出许多有成就的学生,康有为就是最有名的一个。光绪二年(1876年),康有为在广州参加乡试落榜,祖父康赞修把他送到南海九江礼山草堂,拜大儒朱次琦为师。
  康有为初到礼山草堂,次琦就以《五代史史裁论》为题,考他的学识根底。有为模仿《史通》的体裁,博引群书,加以议论,一口气写了二十多页,受到九江先生的称赞。在礼山草堂,有为天未亮就起床学习,直至深夜才睡觉。他主要阅读儒家的书籍以及经说、史学、掌故、词章等,每天读书的厚度以寸计,有时一天读十几本书。他常与礼山草堂的高才生简朝亮、胡景棠等讨论学术,互相启发。
  康有为在礼山草堂学习,攻读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杜诗》以及天文、地理、算术、乐律等书籍,随时向九江先生请教。有一次,他闭目伏在案上,案头倒放着一卷《三国志》,被九江先生发现,九江先生用指头敲击书案,幽默地批评说:“你在闭目倒看《三国志》吗?”有为霍地起立回答:“是!”接着把那倒放翻开的两页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。
  有为善于独立思考,不盲从师长,不迷信权威。有一次,九江先生带领弟子过西江瞻仰苏东坡当年南贬谪遇风泊舟处的古迹,惟独有为不愿同往。同学问他,他说:“逆流之舟,何用瞻仰?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。”表明他敬佩王安石变法的勇气。同学们认为他执拗,送给他“拗康”的绰号。
  九江先生非常推崇韩愈的文章,尤其是他的代表作《原道》。有为研究诸子学说以后,认为韩愈道术浅薄,不值得推崇,向九江先生陈述自己的看法。同学们看到康有为竟胆敢批评唐代大文豪韩愈,提出与老师相反的意见,都责备他太狂妄,讥他为”狂生”。
  康有为在礼山草堂3年,在朱九江先生的指导下,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历史、哲学、文学,受到很大的教益,然而,他试图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,还没有找到答案。光绪四年(1878年)冬,有为辞别九江先生,返回苏村,上西樵山学习、思考,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离开礼山草堂后,他对九江先生仍然十分敬重和怀念。光绪八年(1882年),朱九江与世长辞,有为执弟子之礼奔丧,以后常去扫墓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有为撰写《朱九江先生佚文序》,文中写道:“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,未之有比也”,盛赞朱九江先生的德才。

  治学 康有为誉先生为“二百年来大贤巨儒”
  朱次琦是清代著名学者,他的学术思想以宋代的程朱理学为根本,尤其推崇朱熹,但在时代的刺激下,他在学术的某些方面又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、黄宗曦相似,特别注重气节,主张济人经世,不为无用之空谈。
  他论学贯穿古今,一扫汉宋的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,他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,反对埋头于科举和八股,认为那些脱离现实的纯粹考古学没有用处。他特别强调“经世致用”,说“读书者何也?读书以明理、明理以处事。先以自治其身心,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”(《朱九江先生年谱》),并指出:学习儒学经典与历史都是为了指导现实的行动,如果学了不用,并不是真正学懂了,因而治经治史都不可以偏废。
  咸丰五年(1855年)朱次琦南归后,一直在家乡的礼山下讲学,有“士大夫归教州里之风”。他开设了经学、史学、掌故、性理、词章等课程,要求学生熟悉儒家经典,有关的历史和典章制度,掌握朱明理学的精髓,并能够运用文学手段去表达自己治学处世的意见。
  对于学生,朱次琦提出了四条治学标准:诚心、谨慎、克己、力行。
  朱次琦生平著述丰富,对文史颇有研究。重要著作有《国朝名臣言行录》、《国朝逸民传》、《性学源流》、《宋辽金元明五史征实录》等,诗集有《是汝师斋遗诗》一卷。可惜这些著作在他临终前,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,现在流传下来的是他的学生简竹居为老师编撰的《朱九江先生年谱》,另辑有《朱九江先生集》十卷,并著《朱九江先生讲学记》。

  寻访之旅
  一方水土哺育一方圣贤,人杰则地灵 
  朱九江先生的纪念堂坐落在南海九江中学校园内,记者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,登录车迷网请教高人指路,一位网友的指点真的是很详细啊,连高速路口的四只大象这种标志都被他描述出来了。
  我们终于在中午的时候顺利地找到了九江中学,九江镇又小又破,但九江中学真的很漂亮,而且名气很大,在路边随便问一个人都知道九江中学在哪里。在中国历史上,朱九江的学生康有为比他有名,但在九江镇,朱九江绝对比康有为有名。也难怪,一块土地要多少年,才能孕育出一个文化名人啊。
  据记载,朱先生当年辞官退隐家乡后,在九江的威望很高,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