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，中有“此君想是粤人，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，江淮已无足言，更不论黄河流域矣”[1]一节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以为仅仅推崇陈垣，则不免以偏概全之嫌，似与近代学术本相不合，终不能释然。陈寅恪赋诗说话作文，往往九曲回肠，周折复杂，且好仿比兴法，将“为时而著”，“为事而发”[2]的本意隐于其中。若照字面直释，容易误会曲解。如审查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报告，通行解释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。非以彼之道还诸彼身，即解今典以通语境的了解同情，不能达“虽不中亦不远”的境地。偶读杨树达《积微翁回忆录》关于北京学术界内情的记述，忽有所悟，知此议论实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关系甚大，继而证以中外学人的记载和其他相关资料，彼此贯通，于是事实之本相显现，而作者之寓意可通。
        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，即粤人、南学、江淮与黄河流域。中外学者多已指出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，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，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。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中心流动说，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，海通以还，将移到广东[3]。此说表面似与陈寅恪语相印证，尤其在思想方面，但就学术而言，个中大有曲折。
        清代学术，朝廷虽坚持理学正宗，学者则独重朴学，且奉考据为正统，其余皆附庸。但以地域论，朴学重心在于江淮，其他各省，或仍宗理学心学，如江西、河南，“能为汉学者少”[4]，或文风不盛，难以言学术。所以梁启超有“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”[5]的评语。据注重清学的吉川幸次郎估计，依出生地而言，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苏、浙、皖三省，其他各省如直隶、山东、湖南、福建、广东、贵州等合计，比例也极低[6]。阮元督粤，创学海堂，引朴学入粤，主张折中统一汉宋，对广东文化发展，影响极大。道咸以降，粤学骤盛。清末民初，广东藏书蔚然成风，即其流风余韵。今人苏精编《近代藏书三十家》（《传记文学》丛刊之72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），所录江苏11人，浙江8人，福建2人（其中郑振铎生于浙江），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四川、安徽各1人，而广东有4人，位居第3。不过，就学术贡献而言，学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观。粱启超虽然说清中叶后“江浙衰而粤转盛”，但粤人治学足以“名家者无一焉”[7]。如“东塾弟子遍粤中，各得其一体，无甚杰出者。”[8]民初修《清史》，广泛征求各省入儒林、文苑人选，广东人承认“敝省著述自远不及大江南北”，所举“乡评极确，列入儒林而无愧”的“笃行朴学之士”，不过5人，另附算学1人，加上附传及入文宛者，总共提出8人，其中宋学家3人，兼采汉宋家1人，算学邹伯奇还在可收可不收之列[9]。
        《清史稿》的编撰，取舍不当，疏失较多。就实际情形言，晚清岭南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二，一为陈澧，一为朱次琦，均主汉宋不分或汉宋兼采。两人门下，各分两支，“东塾弟子分为二派，一派是陈庆笙、梁节庵辈，一派是廖泽群、陶春海辈，廖、陶颇不以陈、梁为然。”[10]但论影响势力，陈、梁无疑大于廖、陶。尤其是梁鼎芬，为张之洞“最深倚重”，与李文田、沈曾植等“皆同时讲学契友”[11]，相继被聘为惠州丰湖、肇庆端溪、广州广雅、武汉两湖、南京钟山等书院山长，在湖北时还赞襄学务，几乎等于其幕府中沟通士林的总管。光绪朝后期张之洞权倾一时，历任两广、湖广、两江等要地总督，并入值军机，又好结交名士，幕下网罗各种人才，颇有阮元再世之象。张私淑陈东塾[12]，他的鼓吹加上梁鼎芬的作用，可谓张大学海堂影响的重要后天因素。东塾弟子不仅遍及粤中，其学风还远被京师。直到1920年代，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，于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，认为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还是张之洞余风的陈澧一派[13]。
        至于朱九江一脉，虽然没有官威作后台的显赫，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的影响却比东塾门下有过之无不及。其弟子有名于时者，一是康有为，作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统帅，是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标志。不过，康在学术上走了经今文学的路子，渊源不来自乃师。而    今文学在近代思想界的贡献或影响虽然极大，学术上的疑古辨伪，却是语多妖妄怪诞，得不到公认。民初马良、章炳麟、梁启超等仿法兰西研究院发起函夏考文苑，议论人选名单时，“说近妖妄者不列，故简去夏穗卿、廖季平、康长素，于壬秋亦不取其经说。”[14]一贯尊师重教的梁启超也公然放弃师说。其二为简朝亮，他虽恪守师训，却颇得真传，“艰苦笃实，卓然人师，注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，折衷汉宋精粹”[15]。1933年他与柯劭忞相继辞世，学界有“一月之间，顿失南北两大儒”[16]之说。尤其是再传弟子邓实、黄节，后来在上海主办《政艺通报》和《国粹学报》，与江浙学人结合，一面输入西学，一面复兴古学，对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均有重大影响。邓实晚年颇颓废，黄节则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系。其一生学问志业，由简启发，“学简斋（袁枚）为当今第一手”，“而诗歌、书法皆冠绝时流”[17]。
        陈、朱二门，均以岭南为根据，另外京畿也有粤人以学术名于时者。道咸以后，边疆史地之学兴盛，及至同光，擅长此学者有顺德李文田等。李历任苏浙川等省主考，做过顺天学政，官至礼部右侍郎，“直南斋最久”，弟子门生众多。光绪初元，他与号称京师士林“龙门”的工部尚书军机潘祖荫和“厨顾”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及文廷式等人最为莫逆[18]，“学问渊博，自经史、词章、天文、舆地、兵法及宋儒义理之学，以至占、筮、医、相、青鸟之术，金石、碑帖、书籍、版本之源流，皆得其要。”[19]“精于碑版之学，覃研乙部，而于辽金元史尤洽孰，典章舆地，考索精详”，且“耄而好学，奖掖后进”[20]，在京师学界举足轻重。清末番禺人沈宗畸等在北京办《国萃汇编》，成就虽不高，也形成一活跃小团体。
        入于民国，广东人赴京求学者为数不少，北京大学的广东同学会，颇具声色。“综海内二十二省，合文理法工四分科，共五百余人，而广东居全国六分之一，凡八十有六人”，不仅一时敢“称全国最”，而且被认为“自有大学以来，从四方至，执业肄习其间者，惟广东人最多，亦最勤学。”[21]同时一批有志于学术者仰慕北京人文重心，北上问学，加上在政界、财界颇具影响的叶恭绰以及好诗词鉴赏的粤籍世家谭祖任（谭莹之孙）等人的支持和参与，1920至1930年代，相继聚集京师的广东学人形成气候，不仅理工医法商等西式学科人材辈出，中国文史之学亦不乏名家，如新学梁启超，史学陈垣、张荫麟、陈受颐，诗学黄节，古文字学容庚、商承祚，版本目录学伦明，思想史容肇祖、以及崭露头角的后进罗香林等，以致内部再又分别。1933年陈垣致函容肇祖，赞以“粤中后起之秀，以东莞为盛”，容复函则说：“新会之学，白沙之于理学，任公之于新学，先生之于朴学，皆足领袖群伦，为时宗仰者。然白沙之学近拘，任公之学近浅，未若先生朴学沈实精密之不可移易也。”[22]他们在北京时与陈寅恪多有交往，所以陈推测岑仲勉为粤人，便视为南学将兴的又一例证。尽管他真正引为同调的还是陈垣。
        清代南学，本有二义，一为国子监在学肄业者之机构[23]，一为地域上的南方之学术。江淮既是全国学术之渊薮，又是南学之代表。所谓“南通北不通”，大抵是江淮人士学术自负的表现。岭南学术，渊源于江淮，后因其人来粤为官任教经商，寄籍者众，与之关系亦多。虽然有人说“陈东塾学出仪真而精纯过之”[24]，江淮学术正宗的看法未必尽然。唐文治受业于黄以周门下，请教汉宋兼采之儒当以何者为最，黄答道：“王白田先生是已。”[25]据说陈澧“门下有名者最多”，如梁鼎芬辈，号称“学问品行，博通正大”[26]，以正学自任，但章炳麟还是目为乡愿[27]。章氏指责“澧既善傅会，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；弟子稍尚记颂，以言谈剿说取人”[28]。刘师培则说：“澧学沟通汉宋，以为汉儒不废义理，宋儒兼精考证，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；究其意旨，仍与摭拾之学相同，然抉择至精，便于学童”[29]。“惟（陈澧）学术既近于模棱，故从其学者，大抵以执中为媚世；自清廷赐澧京卿衔，而其学益日显”[30]。将东塾学派的祖师门生一概骂倒。
        戊戌前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大行其道，浙人呼吁“昌浙学之宗派，绝粤党之流行”[31]，视康有为之说为“南海伪学”。入于民国，江淮仍为学术重心所在。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会的桥川时雄所编《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》，收录民元至1940年间在世、从事文化教育、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有名于时的人物共4600人，其中从事中国研究者多半仍产于江淮[32]。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中，浙江19人，江苏15人，广东8人，江西、湖北各7人，福建、湖南各6人，山东、河南、四川各3人，河北2人，安徽、陕西各1人，其余各省缺[33]。陈寅恪将江淮排除于南学之外，与通行所指不同。
        不过，陈所谓南学，当不限指岭南，至少还应包括湖南。他与杨树达交谊甚深，誉为文字